第九十三章 国运，武运 (第4/5页)

“政治”的高度。而文中的“本台”，指的是“御史台”——由国家最高司法监察机构领衔禁武，这个档次，够高的了吧？

    之后，朝廷多次重申法令，禁止习武。至治二年，英宗颁布上谕，直截了当：“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蒙古人的处心积虑，并不能保证统治的长久，不过几十年光景，便被汉人赶回了大漠。但中国武术，从此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恢复。

    明朝重文轻武，一如两宋，武官地位，大大低于文官，更别说“武人”了。清承明制，“武官”也好，“武人”也罢，地位愈形低下；再者，清朝和元朝一样，同样是以小族临大国，虽然没堂而皇之地弄出什么《禁治习学枪棒令》，但对民间武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世宗曾经说过，“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并下谕禁习棍棒。不过，传说中针对汉人的“禁武令”，却是不存在的。

    面对政治权力的打压，中国武术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走上磨去爪牙、自我弱化的道路——即：消减武术的技击功能，改变武术“杀人技”之本性——以自废可能给政权带来威胁的能力为代价，委屈求全。

    于是，中国武术，由刀矛而棍棒，由长器械而短器械，由器械而拳脚，由攻击而防守，由技击而表演，由表演而养生。套路、招式愈来愈漂亮的同时，杀伤力愈来愈小，技击和对抗的价值愈来愈少。最终，到了近现代，只剩下“花拳绣腿”四字。

    赵宋之后，中国武术的唯一一线生机，出现在戚继光的手上。他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