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推原论始 (第4/6页)

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达赖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达赖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

    摄政和噶厦、噶伦和噶伦，谁也不服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下绊子，打黑枪，直至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热振和夏扎之争，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噶伦地位平等，相互不服气好理解，摄政和噶厦，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这是因为，摄政上任之前，都是某大寺的“堪布”——即主持，都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噶厦政府的噶伦，却个个政务精熟，对新官上任的摄政，难免看不上眼。既然轻视，便不会服气：昨儿你还在我们下头，今儿就爬到我们上头来了，人五人六的，凭什么？

    达赖喇嘛由“灵童坐床”至“成年亲政”的“空窗期”，偏偏又特别之长，摄政和噶厦，乃有足够的时间，你来我往，你争我夺，整个西藏的政局，便没完没了地摇摇晃晃。

    牺牲品不止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