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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口来。

    新中国建立后，在胡卫东等部队高级指挥员的呼吁下，人民政府出台了一些关怀军属的重要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给军属什么特权，只是为了防止军人既流血又流泪，比如破坏军婚要判死刑，而那些伤害到军人军属的冤案，责任人也会被从严从重论罪判刑。也正是因为这样，文书虽然平时喜欢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人际关系也并不好，但在拿不出他危害了国家人民利益的实际证据的前提下，别说没几个人敢冒着被认定为诬告的风险去举报他，就算告了那也是白告。

    文书的二哥之所以急着想要重返部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保护自己这唯一的弟弟，虽说新中国成立后司法上比民国时期公开公正了许多，但是像文书习惯于仅凭臆测就不负责任地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想要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实在太容易了，如果再抓住二哥当初曾经当过**这一点大做文章，那后果就可能更严重了。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气氛要到那些当年有亲人被白军杀害甚至满门被灭的老干部陆续淡出一线后才会逐步好转。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很多年后，像文书这样喜欢造谣传谣的家伙，依然是很容易被公安请去喝茶的……

    不过，二哥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一个人的性格既已形成，就没那么容易改变，而文书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且年龄还轻，却一直不愿去学技术，而是设法挤进了政府部门想当干部，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嘴而难以升迁，就足以看出他的个性如何了。事实上，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保护，文书才能继续他那令人无语的为人处事习惯。直到后来二哥为国牺牲，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