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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语训，据说聋儿恢复一些语言能力，能更适应人工耳蜗的植入。骆明松想的是，如果儿子语训学得好，那就咬咬牙去借钱，带他上北京，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听得见和听不见，对孩子来说意义太不一样了。

    可惜的是，因为骆静语从小没有任何听力刺激，更没有进行过语言学习，对于重复又枯燥的语训，他非常排斥，每天都是大哭大闹不愿去。

    小小的他怎么能懂得说话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手语就是说话了，为什么要用小手按着老师的喉咙去感知振动？为什么要学着老师的嘴型去张嘴发声？

    发了声，他也听不见，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说得对不对。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词，老师会让他一遍遍说，怎么说都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哪儿不对。他觉得自己的嘴型、舌头和牙齿的位置和老师明明是一样的，可老师就是说他发音不对。

    他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骆静语再也不愿去语训了，抹着眼泪扒着大门不肯出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骆明松和阎雅娟决定放弃。

    阎雅娟认为听不见没什么，他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以后骆静语找一个耳聋的姑娘一样可以好好过日子。

    骆明松心里却充满愧疚，尤其是儿子过了五岁生日后，六岁、七岁、八岁……他越来越大，距离人工耳蜗也就越来越远，但是他们家的钱还是凑不够，房子也没买，听说福利工厂即将改制，要是没了工作，往后一大家子都不知该靠什么生活。

    这些事，是骆静语长大以后，家里人陆陆续续告诉他的。对于一双儿女，骆明松一直充满歉意，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骆静语。一